3.使用目的：礼制与世俗并举早在周朝，玉器已经被赋予丰富的内涵，成为礼制化的文化表征。周王朝封官拜爵时，皇帝会赐予受封官员一件玉制器物，作为官爵证明，《周礼》中称其为“瑞”。每逢朝会或祭礼，诸侯们分别执“瑞”朝见天子或祭拜四方。并且明确规定，地位越高，作为身份代表的玉瑞就越长。如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规定，王所执的镇圭长一尺二寸，公所执的桓圭长九寸，侯所执的信圭和伯所执的躬圭长七寸。此外，玉作为礼器还有和好的意味，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”。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载，夏禹在涂山会和诸侯，当时，“执玉帛者万国。”俗话说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即代指化战争为和平。而天子、诸侯百官下达命令时，主要以“符”为凭证。符，是合二为一的信物，多以玉制成。朝廷派官员驻军外地，就交与符的一半；若有命令，就派人持另一半符作为凭证，以保证传达信息的准确。历史上，秦始皇用和氏璧制成传国玉玺，由丞相李斯书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，玉器成为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。并且明文规定，只有皇上的印章才能用玉，称为玺，私人用印不论什么材料，都只能称为印或章。
春秋战国时期“礼崩乐坏”，导致国家的礼化功能衰退，而器物的装饰性增强，开始世俗化的倾向。两汉时期，这种以玉器朝拜、祭祀的礼制化得到进一步的继承，只是礼制色彩有所淡化，开启了后世玉器世俗化的进程。尤其是西汉，玉器风格较之前的肃穆庄严有了一定的改观，玉器的礼仪化、伦理化意识进一步淡化，而和生活的结合进一步加强，玉器的种类、造型变得更加多样化，出现了很多新的器型，尤其是出现了很多生动、活泼的造型。可以说，汉代开启了后世玉器世俗化、生活化、吉祥化的滥觞，东汉以后，这一趋势更加明显。可以说，汉代推进了玉器世俗化的进程，至唐宋时期，玉器已经完全世俗化了，玉器的道德化、伦理化、等级化的色彩逐步弱化，礼器和葬玉数量锐减，而日常生活中的陈设玉与装饰玉、吉祥玉大量出现，玉器完全成为生活化的用品和装饰品，形成了全民佩玉的习俗。至明清时期，玉器贴近人们日常生活，大多作为饰品、日常生活用具、陈列品、玉文具等，形状多样，精致兼轻巧，并雕有各种吉语，到了“玉必有意，意必吉祥”的地步。
透雕双龙谷纹玉璧，西汉中期，通高29.9cm，璧径13.4cm，孔径4.2cm，厚0.6cm，河北省博物馆藏
4.风格来源：南方与北方合流楚国是战国七雄之一，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是实力最强的，受此影响逐渐在南方形成了以楚国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系统，即“楚文化”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争霸，因为各诸侯国之间实力、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，而造成了玉器的地域性差异，初步形成中原玉器、秦玉和楚玉三个相对独立的玉器文化风格，中山国所代表的北方地区玉器和齐、鲁两国所代表的山东地区玉器则是附着于中原玉器的两个亚文化。总的来说，东周时期的玉器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，南方以楚为代表，北方以秦为代表，二者在审美理念取向、工艺水平等方向有所不同。
楚式玉器即是受到楚文化影响、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南方玉器体系。楚式玉器的审美取向以华丽、精美、新奇为理念，体现在构图方面就是布局得当，纹饰繁密；体现在工艺上就是采用多种雕琢方法，多采用浮雕、细线和镂雕，艺术效果更加饱满、线条更加流畅，整体更具有立体感。因为只有更高超的工艺技术，才能达到新奇的审美效果，才能更完美地体现艺术形象，因此楚国的玉器工艺在当时是最高超的。而在北方，则是以秦国为代表。在东周早期，秦国并不是最强大的，因为地理位置偏于西北一隅，与中原处于半隔绝的对立状态。战国中期以后商鞅实行变法，才不断发展壮大，最终统一六国，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发展。与精美华丽的楚式玉器相比，秦式玉器的工艺水平略显粗糙，但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：秦式玉器没有华丽的艺术表现手法，而是以几何造型的运用为主，配以简洁明快的线条，突出主体形象的轮廓，以抽象表现为主。在工艺方面以线刻为主，出土器物中少见浮雕或减地琢刻的工艺手法，只通过单纯的镂雕工艺，而自成一体，玉器整体线条刚直，缺少柔美、华丽感，但体现了秦国追求力量的内在心理需求。
秦国的审美以“刚”为主，与楚式玉器为代表的南方玉器的“华美”形成鲜明的对比：
1、纹饰方面，秦玉喜用勾连云纹，线条细密而直，转角方折，状呈直角或锐角。楚玉流行一种丝丝缕缕相互翻缠的云纹，又喜在玉器表面细线阴刻一些辅助装饰性纹饰，如网纹、羽纹、珠粒纹、平行细线纹等。秦式玉器以龙纹为主，龙纹一般采用几何形状，因为不需要突出主体，表现手法抽象而缺少细节的表达；而楚式玉器多以凤为题材，因为凤的艺术形象代表着柔美与华丽，与龙的阳刚形成对比。
2、构图和造型方面，二者的表现差异也是巨大的。如楚人善于运用虚实相间的表现技巧，充分发挥无拘无束的想象力，巧妙安排图案的布局结构，即使是微小的细部处理，也充分展示了设计师的匠心独具。设计者通过图案的巧妙构思，主题的合理安排，以实带虚，以虚入实，虚实相间，幻化出画面之外的另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，烘托出一种神秘的氛围。而汉人则偏爱抓住对象的大结构，是动势的扩张和力度的表达，给人以质朴生动的感觉，表现到玉器构图上，就是画面充盈生动，不留空白，单纯洗练，令人感到饱满和实在。
由此可见，在战国时期，南北玉器两大系统的差异是很大的。两者表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意境：楚式风格多纤细、浪漫，而汉代多豪情，放达而疏远。而秦朝统一时间较短，因此两大玉器体系的真正合流，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。两汉时期，中原玉器系统虽然占据主导地位，但从文化的地域性讲，西汉的领导成员如刘邦和核心队伍大都来自楚国地区，因此在西汉宫廷中，始终是以楚文化为主导，楚文化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开始渗透到艺术的各个领域。于是我们在汉代玉器中可以看到秦、楚交汇的特点，一方面吸收了自由奔放、放荡不羁的楚文化传统，另一方面延续中原玉器的古朴、写实的特色，但难得的是，在汉代器物造型、装饰中巧妙地把二者统一起来，所以汉代玉器既有豪放的一面，又有浪漫的色彩，形成了现实主义兼自由浪漫、写实与写意结合的艺术特色。汉代玉器不但没有因各国分化而衰败，反而因承载了不同思想、文化、理念，而在社会体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。
5.表现手法：写实与写意并用汉代玉器开始走向写实，并一反过去单一的平面表现手法，而代之以立体圆雕。如下图西周的玉龙和春秋时期的玉虎，都是采用平面的表现手法，而汉代的玉鹰和玉熊已经开始使用圆雕来表现。两汉之前，圆雕数量很少；两汉时期，圆雕逐渐增多，出现了许多反映现实的动物题材，形象传神有趣。特别是人物和动物类器形，以马、熊、牛、羊、鹰、鸟、鹅、豹、龟等造型为主，设计精巧，造型准确，神态生动，纹饰精美，线条流畅，充分体现了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。
玉虎，春秋早期，长12.7cm，宽4.2cm，厚0.3cm，河南省博物馆藏
如陕西蒲城贾曲汉代遗址出土的圆雕玉卧牛，是迄今所知体量最大的一件汉代俏色圆雕，表现了牛儿劳作后疲倦、慵懒的神态。牛四腿曲伏呈卧姿，头微抬，双目圆睁，鼻孔翕张，嘴唇微启，神情安详，牛双角后伏，一角略残，牛尾向下垂卷，牛身上加饰少许简练的阴线，面部有两个阴线圆圈纹，腹部刻有一“估”字，其含义尚不清楚。此件作品雕刻技法简练、，概括，形态传神、逼真，玉工巧妙地利用原玉料上青下黑底部灰白的特征雕琢，形成玉牛背部青色，身躯黑色，腹部白色的效果，是一件成功的俏色玉雕。圆雕玉猪1983年西安市南郊山门口西汉早期墓葬出土，青玉，因受沁而呈灰白色，两件大小相同，形制相似。两猪均圆眼、大耳、拱嘴翘鼻，肥体短尾，其中一猪双腿向前呈奔跑状，另一头猪前右腿下肢折叠，呈卧伏状。两猪造型风格写实，除圆雕外，还采用简洁的线刻技法，将形态申请表现得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是罕见的玉雕杰作。还有玉马、玉鹰、玉熊等造型，充分显示了汉代圆雕的高超技艺。如汉代的“玉熊”玉质温润，雕琢精细，丰满凝练的外形逼真地将行动缓慢、憨态可掬的特性表现出来。
圆雕玉卧牛，通长21cm，宽7cm，高7cm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
圆雕玉猪，长13.5cm，高5cm，西安博物馆藏
玉鹰玉熊，西汉，陕西省咸阳市博物馆藏
汉代的圆雕玉器采用了这种自然主义的写实表现手法，动物圆雕躯体劲健，虽然肢体、毛发、羽翼等的表现手法还保留一些早期图案化残余，整体已基本趋向写实，但避免简单照搬自然现实的原形。应该说，汉代玉器不管是人物、动物还是花草造型，都不是自然“写生”的形态，往往通过高度概括，提炼夸张，把握对象的神韵、气势，将最简单的线条，表现出最鲜明的形象。猪形玉枕采用碧玉琢成，作卧伏状，刻出鼻、眼、嘴、双耳及尾部。雕琢简朴，神态逼真，此器形体硕大，可能是猪形玉枕。
玉猪，汉，长26cm，高9cm，1980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席王村汉城遗址出土，陕西省西安市文物局藏
综上所述，汉代玉器具有兼容并包的胸怀，海纳百川的精神，首先体现在文化思想方面，汉代玉器不但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，同时还受到道家精神的渗透，儒家伦理观念的理性精神日渐侵入文艺领域和思想观念中，和道家的神仙方术和长生不老、辟邪压胜的观念在汉代玉器中并行不悖；其次，在发展理念上，汉代形成了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并重，兼顾礼制与世俗的多元面貌，同时由于南方和北方艺术的合流，南北文化逐渐融合，在北方写实主义的基础上，吸收了自由奔放、放荡不羁的楚文化传统，更进一步强化了汉代玉器所特有的感性与理性、浪漫与真实、神仙和人间、写实与写意结合相结合的艺术特色，形成了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、雄浑豪放与浪漫想象结合的艺术风貌。而最不可思议的是，汉代玉器能够把相互矛盾、对立的因素完美地结合在一件作品上，而没有违和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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